近来，从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八十年代初，美国成立了一种叫“取名研究所”的机构。为谁取名?为商品取名。在美国这样的商品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为使产品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取一个能吸引顾客的名称，确实非常必要。因此，自“取名研究所”成立以来，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由此不禁想到了人的命名—商品的命名如此里要，那么，作为地球的主宰者，具有53亿惊人数目的人的命名，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呢?经过我们的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研究人的命名，非常必要。

对人名研究是早巳有之了。前人对人名的研究沿着两条线来进行:一条线是对姓名作理论的探讨，另一条线是对某些姓名方面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直到立法。当然，这两条线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经常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两方面，我们的祖先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早在公元前706年的春秋时期，就有一位鲁国的大夫申繻 (xQ)论述了取名的五种方法，在先秦史书《左传》和汉代的《春秋繁露》《潜夫论》《白虎通义》等书中，也有许多关于取名的理论阐述。出于巩固宗法制度的需要，我国历代的统治者一直很重视姓名问题，也作了不少工作。比如在周朝初期国家就制定了谧法，规定了如何为帝王、诸侯、卿士定谧号.关于避讳，也有具体规定，如规定生者不讳(即对活着的人不用避讳)，不讳嫌名(即对君父的名字只避完全同音的字，音近的字不用避)，二名不偏讳关于避讳，也有具体规定，如规定生者不讳(即对活着的人不用避讳)，不讳嫌名(即对君父的名字只避完全同音的字，音近的字不用避)，二名不偏讳(如果君父的名字是双名，那么只避一字即可)等等，关于取名，规定婴儿出生三个月时，由父亲命名，到20岁举行表示成人的冠礼时，再取“字”，此后就只有君父称其名，他人则称其“字”，以表示对名的尊重。对姓氏问题官方更加重视，先秦时期，朝廷就有史官负责记录帝王、诸侯、士大夫的世系、谧号、名字、别号，有一本书叫《世本》，就是先秦史官对这些内容的一个记录。从西汉的《史记》开始，每个朝代官修的史书对氏族问题也都有专门的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发展，朝廷和世族大家都特别重视编写族谱、家谱的工作，谱碟学应运而生，成了维护门阀制度的工具‘唐朝统治者进一步发展了谱碟学。到末代，谱碟又从官方进入民间和书斋，产生了很多普及性和研究性的姓氏书。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常爱在姓名问题上作文章，借以炫耀他们的特权。拿名字来说，贵族不仅有名有字，死后还有谧号、庙号、尊号，平民百姓则有时一辈子只有小名。在姓名问题上的不平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避讳，赐姓(名)和改姓(名)。关于对君父姓名的避讳，先秦时期的规定还不那么苛刻，如前所述，那时活人的名字可以不进，嫌名可以不避，双名则只避一字。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树立权威的需要，这些界限全取消了，避讳逐渐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对帝王尊长的名、字要避讳，对他们的谧号、庙号、年号等等也都要进，音近的字也要避，不仅人们的姓、名要避君父的讳，连地名，甚至物品的名称也要因避讳而改变。比如汉文帝名恒，就把恒山郡改成了常山郡，孙权立他的儿子孙和作太子，就把禾兴县改成了嘉兴县。此外，封建帝王对他们喜爱的人往往赐给好姓好名，对他们厌恶的人则往往改个恶姓恶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得到赐姓(名)恩宠的人，还是受到改姓(名)惩罚的人，他们的姓名应有的神圣性全被破坏了。

历代的知识分子对姓名研究则另有一番贡献，他们不仅协助统治者完成对姓名制度的记录、传播，探讨关干姓名的理论，而且还从姓名入手，解决许多学术上的问题。例如清朝就有不少学者通过姓名的读音、来源、含义以及名与字的关系等等去解决文字、音韵、训话及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难题。近代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姓名去研究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工作，为建立独立的姓名学奠定了基础。

从我国的姓名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半实，姓名研究始终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是为这些方面的实际需要服务的。八十年代以来，在我国又悄悄兴起了一股“姓名学热”，这股热潮也是由许多实际的社会问题掀起来的。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带来了政治上的民主，思想上的解放。这一切又导致了人们心理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反映在取名上，人们已不再满意于传统的富贵、进财、满仓、淑贞、挂兰、秀英和“文革”中千人一面的卫红、向东、文革，而转向迫求新颖、脱俗。因此，如何给孩子起一个响亮动听的名字，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这件事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它还和很多方面的工作联系着。

例如，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单名成了人们乐于采用的取名格式，但是单名的增多却引起了重名的激增。1983年12月I日，沈旧市公安局的杨燕山同志在《沈阳日报》上撰写了《年轻父母，该怎样给孩子起名》的文章，摆出了当前重名多的严重情况，建议父母给孩子起名时少用单字名，避免用大家都用俗了的名字。此后，许多报刊都载文谈重名问题，提出减少重名的办法，为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心呢?因为它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和许多部门的工作密切相关，请看登载在1990年《法制日报》上的一则事例:

公安局的烦恼

深秋的一天晚上，H市公安局值班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值班员小王抓起电话。“公安局吗?我们这里发生了凶杀案，曙光街街一个叫肖军的打死了人……”

刑警队迅速来X现场，有人报告说:“前面不远就是肖军的家!"警车赶紧向前驶去，将一个名叫肖军的人带到了公安局。那肖军连喊“冤枉”!公安部门到街道居委会去了解，这个街道有四个叫肖军的。结果一调查，是错抓了人，真正的凶手早跄了。

读者也许会说，这不过是偶然的事件。但是偶然中包含着必然。重名率高，则发生这类事件的概率必然也高。请看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的一个统计:仅H市1980年到1988年6月，因重名给公安部门带来的烦恼就达146起。可以想见，重名给人事、邮电、银行等部门带来的麻烦也不会少。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减少重名这个问题的思考。

在用字方面，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有不少人看中了“淼”字和“喆”字，因为这两个字从字形看都很有特色，意义也不错，但是用它们取名，却和国家的文字规范化政策发生了矛盾—这两个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休字整理表》中是被淘汰的异体字，用了，违反国家的文字规范，不用，又有割爱之痛.又如福建省的人名用字中有个“石羡（两个字合一起）”字，这个字一般的字典都没有，原来它是个方言字，读xian,是钻石的意思，这个字意思不错，所以福建妇女挺爱用它取名。但是，如果带石羡”字的人名出现在其他省或全国性的报刊上，那么认识的人可能就寥寥无几了。以上这类矛盾如何处理?都是需要有关部门考虑的。

取什么样的名字，是个人的自由，但也并非不能加以引导。例如江浙妇女中叫“招娣”“引娣”的特别多，“娣”来源于.弟，，因用于女名中，所以加了“女”旁。“招娣”这一类名字，包含着浓重的旧态识。当一个女孩子得到“招娣”这样一个名字时，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她的降生不是父母的第一愿望，他们更想得到的是“弟弟”，是一个能传宗接代的男孩子。“招娣”这名字使我们想到:名字往往是社会意识的反映，但我们是否又可以让它反作用于人们的意识，促进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呢?比如，在提侣男女平等的今天，在“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成为一项菇本国策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提倡不要再给女孩子取“招娣”一类的名字，而换一个想重她们的名字呢?

即使不谈这些有关全局的大事，只从个人取名的要求来看，怎样让孩子的名字既响亮动听，又有意义，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取名有哪些方式?用什么方式最好?怎样寄托你要表达的思想感倩?取名字在选字，读音方面有什么要求?男孩、女孩取名各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问题里边都是大有学问的。

诸如北类的现象，都说明了一点:在今天，姓名问题仍然需要关注，需要研究，并且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但是纵观我国的姓名学研究和姓名管理工作，都还很不够。从学木研究的角度看，尽管我国的姓名学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其研究内容也相当丰富，但还缺乏这门学科的系统理论。从具体工作的角度看，前人尽管做过不少工作，但带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学术问题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姑且不提。在实际工作方面，国外就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日本在1981年制订了《常用汉字表》规定了1915个汉字，在此之外，又增加了166个人名用字。很多国家都根据实际需要为姓名立法。比如1958年11月22日，葡萄牙“41697号法令”颁布了《户籍登记法》，在数量上限制了取名的用词和复姓的组成部分。在研究和管理手段上，许多国家也有新的进展，比如瑞典和丹麦都有人尝试利用计算机对每个人进行编码，用由北建立起的符号集来为要儿命名，从而解决大量存在的重名问题。这些作法虽然对我们不完全适用。但也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借鉴。

面对改革开放给姓名研究提出的新课题，当前兴起的“姓名学热”是很好的事情，在这个热潮中，我们也愿意把点滴体会介绍给读者。让我们后代的名字更加响亮动听，促使我国的姓名管理工作走上轨，这就是我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