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汉语人名的用意呈现出一致的文化倾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点。但同时，命名取字也极为明显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也就是说从不同时代的人名中也可看出一些其时的社会风气。据籍秀琴先生《中国人名探析》研究，殷商时代人们常以干支命名，尤其是当时帝王个个如此。开国之君汤名“天乙”，亡国之君封王名“辛”凡十七代三十个君王无一不是以天干为名。反映出商人重视天象历法，以及以天象占卜迷信之风的盛行。春秋战国命名已列人礼法，所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其中“取于物为假’最为普遏，也即是借用世上各种事物之名为名。如:

乐羊、董狐、王孙燕、公孙龙—此借鸟兽之名。

荆柯、商鞅、公孙辄、公子絷—此借车舆部件之名为名。

崔抒、王斗、范舀、公孙杵臼—此借器具之名为名。

郑袖、白圭、逮伯玉、公子履—此借珍宝服饰之名为名。

宋木、栾枝、秦伯稻、右宰谷—此借树木五谷之名为名。

汉代男孩取名，多取豪迈勇猛的词汇。这反映了汉代国力强大、人们开拓边疆、征服蛮夷的非凡气势和勇敢精神;而武帝提侣“独碑濡术”后，常以忠、孝、节、义、礼、仁、信等字人名。东汉以降，佛法东渐，至南北朝为盛。当时的社会思想多为圣贤仙佛杂裸，佛教思想尤其流行，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阐述了大盆的南北朝人名取自佛教词语。诸如’‘昙首”、“悉达’、“梵童“、“荐提，、“目莲”、“法真’、“道虔’、“智藏”、“惠明’等人名无不源自于佛教。与此也可见当时士族阶层乃至民间宗教气氛之浓烈;宋代发展起来的理学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至为深刻，其一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极端推崇，这促使了重气节、重礼仪、重修养、重社会责任等观念在命名中的大盆体现，对以后的社会有莫大的影响。宋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盛行以“老’、“臾”、“翁”、“父.等体现尊老观念的字眼，其余风至今犹有影响，马叙伦在《读书续记》中言:“宋人自命臾老，可谓创一时之风气。近时则友朋相呼辄联其字之一日某老。固有朱颇绿鬓之少年而老之者.夫老者，人老化也。未老而老之，岂尊之当如是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清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成熟之时.人名与前朝相比也显得别开生面。比如名字的内涵扩大了，用典巧妙，含意深远，用词优美清新而又含蓄.形式上注重创新。比如其时大学者纪购，字晓岚。购者，日光也;晓岚.山中的云雾之气;读来何等优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新思潮、新观念的渗人，也在的命名上造成了求新、求奇的一面。

新中国成立前后，命名风气又一大变。人们取名同政治形势的关系极为密切，往往可以从人名中推测他的大概出生年代。1983年6月5日的《讽刺和幽默》上曾罗列了一些人名.摘录如下:

1949-1950 郑解放 叶南下 秦建国 白天明

1951-1953 司卫国 郑援朝 朱抗美 靳停战

1954-1957 刘建设 司互助 章和平 时志方

1958-1959 孟跃进 潘胜天 戴红花 王铁汉

1966-1976 董文革 张要武 房永红 邢卫兵

从这些人名，我们很容易联想起新中国建立、抗美援朝、农村互助合作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作者虽有谐嘲之意，但确也揭示出其时相当部分人取名的一种倾向。

此外.汉语人名的命名方式还与宗教、政治、文学、身份、职业、迷信、俗等方面有一定关系，反映出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名字的雅俗与文野.也反映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富者与贫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出身不同、教养不同，名字往往也有不同。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在名字上也拥有垄断特权。国君、外戚、勋臣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取用，即成终身专利。同名的须改名加以避讳，否则就有可能遭受责罚。另一方面.统治者又有赐名施恩的特权。这种讳名与赐名的现象，反映了封建政治与专制制度对人名的影响。至于中国文学绚烂多姿，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典故、词藻，对人名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名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

唐圭璋:近代词学大师。其名取自《诗经·大雅·卷阿》:“颙颙邛邛.如圭如璋。”圭璋，玉中之贵重者，唐孔颖达《礼记》疏:“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取名“圭璋”，寄寓对高尚人品的追求。

张恨水:近代著名作家。其名取自李煜《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巴金:当代著名作家。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其名、字均采自《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刘海粟:当代著名画家。其名取自苏轼《赤壁斌》:“渺沧海之一粟。”

至于其他方面如祸福运遇、梦兆吉凶与人名的关联，在后面会谈到。汉语人名涉及的方方面面极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